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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萬億GDP城市上半年財政收入盤點:滬京深規模領先,長沙、杭州增速快

    2021-08-13 06:41:33  21世紀經濟報道 21財經APP

    2020年GDP過萬億的23座城市,均已經公布了2021年上半年GDP和財政收入數據。

    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盤點發現,萬億GDP城市財政收入上半年增勢良好,均實現兩位數恢復性增長,但其財政收入規模與GDP排名并非一一對應。

    其中,上海、北京、深圳財政收入規模遙遙領先。同為一線城市的廣州,因為多了一層省內分成,歸屬廣州的地方一般公共預算收入規模相對較小。同樣由于省級政府轉移支付,廣州上半年財政支出規模約為其一般公共預算收入的1.6倍。

    由于2020年上半年地方財政收入波動較大,若以2019年上半年為基數,衡量萬億GDP城市兩年增速,長沙、杭州、寧波增速領先,增幅超過20%,濟南、福州、無錫、青島、蘇州、泉州、南通等城市增幅超過15%。這些城市多為東部沿海發達城市,兩年財政收入增幅超過15%,反映出整體發展質量效益較好。

    若以上半年財政收入占GDP比重來看,上海單位GDP的財政產出最高,占比為23.5%。第二梯隊包括杭州、北京、天津、深圳、寧波,比重在16%-18%左右。財政收入占GDP比重,能一定程度上反映地方經濟發展質量,與財政分成體制有關,也跟地方產業結構、產出效能等相關。

    滬京深財政收入規模遙遙領先

    從上半年財政收入規模來看,上海、北京、深圳的財政收入規模遙遙領先,分別實現地方一般公共預算收入4732億、3254億、2353億元。

    這與其各自GDP規模大致相當,23座GDP過萬億的城市中,僅6座城市上半年GDP超過1萬億元,其中上海、北京上半年GDP突破或接近2萬億元,深圳居第三位超過1.4萬億元。也就是說,年度GDP破萬億已經是大城市經濟實力的體現,但萬億GDP城市俱樂部間差異比較大。

    上海、北京、深圳上半年GDP兩年平均增速都在4.8%,相較其他萬億GDP城市增速偏低,反映出超大城市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后的增長常態。

    與之相適應的,雖然財政收入規模較大,但上海、北京、深圳上半年財政收入兩年增速偏低,上海和北京分別為5.6%、2.6%,深圳為10.3%。

    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查閱上海半年數據發現,作為全中國最富庶的地區,上海的消費恢復較快,無論是實體店鋪還是升級類消費增速領先,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兩年平均增長7.6%。上半年大宗商品交易活躍,上海批發零售業、航運服務業增勢較好,信息技術服務業、金融業等現代服務業也有較好表現,這些推動上海三產加快恢復,兩年平均增長5.2%。不過,上海近年面臨往外疏解低端制造業的壓力,上半年汽車、專用設備、電氣機械等規模以上制造業好于預期,但規模以下企業仍面臨下行壓力。

    北京近年來由于疏解非首都功能,以及清理低端制造業等,工業生產增長相對低迷,對地方財政收入帶來負面影響。但是,得益于國藥北生研、科興中維兩家疫苗企業上半年累計產值突破1200億元,帶動醫藥制造業增加值增長2.9倍,北京上半年工業生產異常亮眼。

    北京三產占GDP比重超過80%,信息技術服務業、金融業等現代服務業是其基本盤,這兩大行業在疫情中維持較高的增速。不過,作為首都的北京,由于疫情防控最為嚴格,接觸型服務業、餐飲消費等恢復較慢,是上半年的拖累因素。

    深圳的工業占比偏高,但上半年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兩年平均增長3.2%,成為一大拖累因素。深圳是中國出口第一大城市,上半年出口規模約8534億元,兩年平均增長6%,但在我國出口逆勢增長的背景下,這個增速與全國平均水平相比并不高。由于近年來深圳土地成本大幅上漲,工業投資趨緩,上半年工業投資兩年平均增速為0.9%。加上深圳去年以來加大了房地產調控力度,上半年房地產開發項目投資同比下降12.9%,這也是深圳上半年經濟增速偏低的重要原因。

    當然,雖然超大城市發展增速趨緩,但實力依然遙遙領先。像北京上半年全市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完成3254.4億元,同比增長15.3%,連續四個月保持兩位數增長態勢,已經超時間進度完成預算的57.6%。其中,信息技術服務業、批發和零售業、制造業等共8個行業財政收入超過百億元,合計完成2568.8億元,貢獻全市財政收入的78.9%。

    需要指出的是,廣州上半年GDP兩年平均增長5.2%,在一線城市中增速最高。廣州上半年出口、投資增速相對較高,出口兩年平均增長15.9%,投資兩年平均增長13.3%,這些推動廣州在一線城市中維持較高的增速。

    由于廣東省內財政收入分成機制,廣州的部分收入要劃歸廣東省財政,廣州上半年一般公共預算收入規模約936億元,與其GDP規模排名不相符。不過,得益于廣東省財政轉移支付,廣州上半年一般公共預算支出規模達到1506萬億元,為廣州一般公共預算收入的1.6倍,在廣東省內僅次于深圳的支出規模(約2264億元)。

    如何做到兩年增長超15%?

    如果只是看上半年財政收入的同比增速,萬億GDP城市的增速在12.3%-71.9%之間,增勢相當好??紤]到去年各城市財政收入受疫情及政策影響較大,若以2019年上半年作為基數,可以看出城市間兩年來的變化差異。

    長沙兩年來的財政收入增幅高達30.9%,杭州、寧波的增幅在24%、22.5%,濟南、福州、無錫、青島、蘇州、泉州、南通等城市增幅超過15%。

    長沙是其中唯一的中部城市。得益于東部產業轉移,以及成本、物流、區位優勢等,近年來中部地區經濟增長速度居前,工業生產、投資、進出口等增長都較快。由于疫情防控得當,長沙2020年率先從疫情中恢復,2020年上半年實現GDP共5621億元,同比增長2.2%,在萬億GDP城市中增速領先。2021年上半年長沙GDP為6366億元,同比增長11.5%。上半年長沙實現地方一般公共預算收入657億元,同比增長22.7%,相較2019年同期增長30.9%。

    湖南省社科院產業經濟研究所所長尹向東對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表示,近幾年長沙產業發展比較好,工程機械、電子信息、新能源等高新技術產業增速較快,這帶來了地方財政收入的大幅增長。另外,長沙作為網紅城市,文化、旅游等板塊增長勢頭也比較好。

    中央財經大學財稅學院院長白彥鋒對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表示,按照國內雁陣式發展模式,中部城市長沙制造業基礎較好,加上房價、成本控制得當,這些都有利于吸引產業投資。長沙也比較注重數字經濟的發展,文化娛樂方面的創新不錯,這些因素共同推高其財政收入。

    除了長沙之外,其他財政收入兩年增幅超過15%的均為東部沿海城市,上半年進出口形勢較好,是其面臨的共同利好因素。

    以濟南為例,上半年實現一般公共預算收入達到了600.5億元,同比增長19.3%,相較2019年同期增長了19.5%。濟南上半年GDP為5199億元,兩年平均增長5.5%,尚未恢復至疫情前正常水平。但工業生產、進出口形勢好,上半年實現進出口總額855億元,兩年平均增長30.6%,這些帶動了濟南企業、財政效益的大幅改善。

    當然,不同城市財政收入大幅增長背后的原因有差別。

    以浙江省的杭州和寧波為例,上半年杭州、寧波的GDP規模分別為8646、6641億元,杭州三產占比較高接近70%,寧波二產占比仍然高達47%。杭州上半年GDP兩年平均增長7%,寧波增長6%,推動這兩個城市經濟增長的主要因素不同,杭州是三產(兩年平均增長8%),寧波是二產是(兩年平均增長6.7%)。

    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查閱數據發現,寧波、蘇州等城市更多受出口利好因素帶動,杭州、福州等三產占比具明顯優勢的城市,尤其是數字經濟的逆勢大增,是推高這些城市財政收入的主因。

    白彥鋒表示,上半年東部沿海城市經濟增長較快,很重要的原因在于海外疫情蔓延導致東南亞訂單重新回流到國內,就像打了一針強心劑。至于這股回流是短暫的還是趨勢性的,業內仍有爭議。

    面對外部復雜形勢,以及下半年外貿的不確定性,這些出口型城市也面臨一些挑戰。

    濟南市統計局指出,受芯片供應短缺和市場需求影響,6月電子計算機整機產量下降23.8%,服務器下降24.3%。汽車類產品供給在明顯放緩,二季度以來持續回落,6月當月載貨汽車產量較上年同期下降38.7%,汽車用發動機、汽車儀器儀表分別下降21.9%、25.0%。

    7月31日,寧波市委常委擴大會議指出,下半年要積極融入國內國際雙循環,加快推動內外貿一體化發展,在鞏固出口優勢的同時,拓寬出口轉內銷、擴大消費品進口的渠道,切實增強深耕國內市場的能力。下半年還要促創新,深化國家自主創新示范區和甬江科創大走廊建設,高水平打造甬江實驗室,完善產業技術研究院分類分級管理機制,推動各類創新要素加速向技術堵點集中發力,盡快突破一批關鍵核心技術。

    上海財政收入占GDP比重高居首位

    如果從上半年財政收入與GDP的比重來衡量,會發現萬億GDP城市的差異很大。

    上海上半年財政收入與GDP比重為23.5%,遠超其他城市。第二梯隊的杭州、北京、深圳、天津、寧波等大概在16%-18%左右。第三梯隊的南京、蘇州、武漢、青島、鄭州、濟南、長沙、無錫等占比超過10%。

    這里有財政體制的關系,直轄市、計劃單列市財政與中央財政直接分成核算,省會城市、地級市除了央地間分成,還面臨與省級財政的分成核算。當然,除了收入端的分成,絕大部分中央財政收入還是通過轉移支付用于地方經濟。

    尹向東表示,財政收入占GDP比重是一個衡量地方經濟發展質量的指標,但也不能單純看這一個指標。像廣州、深圳發展質量比較好,但財政收入占GDP比重差異較大,主要是財政體制的原因。不同省份省內財政收入分成雖然大同小異,但還是有差異,有些區域地市留存的財政收入相對較少,地市自主性會差一些,而有些地市提留的部分較多。不同區域不同行業的稅收政策存在差異,還有地方“稅收洼地”競爭,也會造成財政收入的差異。

    上海的財政收入占比為何明顯高于其他城市?

    白彥鋒表示,我國經濟最有活力的地方,在東部沿海發達地區,人才、信息、資源比較集聚,抗疫防疫政策相對科學靈活,疫情對經濟影響較低,再加上一些財稅政策的支持,這些地方財政收入狀況比較好。這也跟財政體制有關,比如上海等地匯集了比較多的企業總部,企業所得稅匯總繳納于此,還有大量高收入人群等,都使得這些地方稅源更豐富。

    “上海這幾年抓住了產業革命的新機會,長三角一體化推進得有聲有色,都會帶來更高的財政產出效果。當然,北京作為科技創新中心,雖然存在產業往外疏解的壓力,但也在積極推動科技創新、數字經濟等發展?!卑讖╀h指出。

    上海和北京很突出的特點在于總部經濟發達,上海多外資企業總部,北京的央企總部較多。上海統計局數據顯示,截至6月底,跨國公司累計在滬設立地區總部達到802家,外資研發中心493家。北京雖然匯集了比較多央企總部,帶來了較豐厚的企業所得稅收入,但作為政治中心的城市定位,較為嚴格的疫情防控要求等,一些非經濟因素會對產業發展帶來影響。

    另外,表現比較突出的在于杭州,既不是直轄市也非計劃單列市,卻排在第二梯隊的首位,財政產出效能很顯著。

    白彥鋒指出,杭州近幾年財政收入表現突出,很重要的在于其平臺經濟的發展。隨著疫情的發展變化,線上交易替代線下交易成為趨勢,這加劇了國內地區間財政收入分配不均。我國現行的財政體制在很大程度上是與線下實體經濟相適應的,隨著數字經濟的發展壯大,未來財政體制也需隨之轉變,為線上線下經濟公平競爭、協調發展創造良好的外部條件。

    這也是世界各國面臨的共同課題,圍繞“數字稅”的討論不斷增多。此外,加強對互聯網科技公司反壟斷監管,關注平臺經濟的信息安全和數據安全,也已成為全球趨勢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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